
“不用擔憂紀錄片被AI殺死。只要人類對(自身的)歷史、事實,對人類文明的保護意識在,就需要紀錄片?!?/p>
從對紀實影像的慣常期待出發,“真實”與“虛構”似乎理應是涇渭分明、兩相對立的概念。被冠以紀錄片之名的作品,也理應是真實的載體,通往事實的透明窗戶。
這樣的期待也塑造了我們對紀錄片的樸素理解:紀錄片應當是對現實的原樣復刻,其鏡頭所及便是世界最本真的模樣。
但在紀錄片導演、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孫紅云看來,“認為紀錄片就等于真實”,本身就是長久以來人類認知對紀錄片的誤解。
回到源頭,從約翰·格里爾遜為紀錄片命名的第一條定義起,就為“真實”注入了復雜底色——“紀錄片是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”。
既承認“現實”是處理的原始素材,也接納“創造性”這一主觀行為。
羅伯特·弗拉哈迪導演紀錄片《北方的納努克》
安德烈·巴贊則更進一步將電影(含紀錄片)比喻為“現實的漸近線”——無限趨近,但不相交。從未等同。
用走進歷史現場的方式去看這種“等于現實”的期待,也會發現它本質上是時代的選擇。“媒介的屬性跟紀錄片的真實沒有關系”。
二戰及之前,紀錄片與新聞功能深度捆綁。“它必須讓民眾相信它就是真實的”。因為需要履行社會動員的使命——讓人民基于它所展示的“現實”,做出支持戰爭甚至奉獻生命的選擇。

紀錄片《德國狙擊手 看不見的敵人》(1944),
在當時納粹德國軍內廣泛播映的狙擊手教程。
二戰后,電視媒介普及,紀錄片得以與新聞分離,“紀錄片的主觀性才開始被討論”。而此后的每一次技術浪潮都在反復拷問同樣的問題——何為“真實”?何為“真相”?“真實”的邊界何在?
膠片時期創造者也可以“跨過鏡頭直接在膠片上寫作”或“直接用計算機圖像數字合成”。磁帶時期創作門檻第一次被大幅降低。“磁帶時期對紀錄片一個很大的貢獻是,它讓紀錄片創作價格低廉,普及了‘家庭電影’”。
當攝影機不再是國家或專業機構的專屬工具,紀錄片的神秘感被打破?!罢鎸崱钡臋嗤蚤_始從媒介本身轉向創作者的選擇和大眾的美學認知。
“人人都可以創作的時候,時代就知道它有多少“作家”了?!睂O紅云說。
數字時代的紀錄片創作真正實現了如同使用自來水筆寫作一般尋常。記錄行為本身被極大解放同時,傳統職業紀錄片可能存在的陷阱也暴露出來——“對表象事實的迷戀,以及對它的讀解,有時甚至是過度讀解?!?/p>
這一時期也伴隨紀錄片美學與哲學的巨大轉型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,西方紀錄片理論整體從宏大歷史敘事“轉向對普通人、日常生活的敘事”。

安東尼奧尼紀錄片《中國》,拍攝于1971年,
作品把鏡頭對準普通人, 記錄當時民眾平淡生活。
這呼應了哲學的去中心化思潮,也為之后的中國90年代“新紀錄運動”提供土壤。像《北京的風很大》在過期膠片上拍攝粗糲晃動的“弱影像”,其美學風格讓觀眾感受到迫近生活的真實質感。
技術的“粗糙”反向催生出新的美學認同,也印證了人類對美學的認知“不是技術決定的,技術和人對美學的認知同時在發展?!?/p>

紀錄片《北京的風很大》,影片以街訪形式,
記錄1999年北京社會風貌,極具實驗性與文獻價值。
由此,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,AI生成技術席卷而來所帶來的“真實性”危機,并非新鮮事。只是藝術與技術漫長對話的最新一章,一種對古老問題的最新拷問——
當影像可以無中生有,紀錄片的“真實”價值何在?而答案照舊是“紀錄片的真實,從來就不是由影像本身來保證的?!边^去的膠片不能,數字不能,今天的AI同樣不能。
紀錄片的“真實”更像一個動態的、充滿張力的場域。在這個場域中始終存在一場“蹺蹺板”游戲:一端是影像的記錄功能,它源自現實,但必有取舍; 另一端是創作者對影像故事美學的“創造性處理”。紀錄片的歷史,就是對這組關系權重不斷調整的歷史。正如紀錄片導演Errol Morris(埃羅爾·莫里斯)反復強調的,紀錄片中的“真實”不是現成的、自動顯現的,而是通過采訪、調查、尋找才能接近或抵達。
事實上,我們更需要搞清的,是另一個問題:既然“紀錄片不等同現實”的事實一直存在,為什么只在AI時期引發如此廣泛的警惕?

吉加·維爾托夫導演紀錄片《持攝影機的人》(1929)
“AI不僅挑戰紀錄片,它挑戰所有電影,挑戰圖像?!倍渥顕谰魬鸩⒎撬囆g真實,而是歷史真實?!白畲蟮膯栴}是可能會刺穿歷史檔案的底線。”孫紅云說。
以往,篡改膠片或數字影像需要專業知識與經濟成本,偽造也會留痕。影像歷史檔案仍保有一定的權威性和可確證功能。如今,影像生產的徹底民主化與AI生成技術的加速普及,沖擊著傳統實拍紀錄影像的權威。
一方面全民記錄帶來了敘事、倫理與真實觀念的認知混戰;另一方面AI徹底改變游戲規則,使大規模、低成本、高仿真的“歷史影像”造假成為可能。
比如,用AI合成總統宣讀“登月失敗演講稿”的視頻,就清晰展演了這種威脅——一段從未發生的“歷史”,可能因為擁有看似真實的影像載體,在未來被誤認為是真實史料。

MIT發布Deepfake制作視頻《一旦發生登月災難》,
內容為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宣讀登月失敗備用演講稿。
影像檔案是我們回到過去、確認自身來處最直接的憑據。一旦其作為“歷史索引”的根基被動搖,人類賴以錨定現實、構建歷史共識的視覺證據系統便面臨瓦解。
“人類不能沒有記憶,否則就像陷入阿爾茨海默癥者的失序和混亂?!睂O紅云說。守護歷史檔案的真實性,關乎文明的延續。國際上已有紀錄片制作人協會發起倡議,要求對AI生成內容進行明確標注,以“透明性”守護底線。這并非限制創作自由,而是如同為基因編輯技術設定倫理邊界一樣,是AI時代必須建立的文明防護欄。
與此同時,AI時代“對紀錄片的受眾提出更大挑戰”,觀眾不能再被動接收被“喂到嘴邊”的敘事和真實,滿足于“奶嘴樂”式的信息消費,而必須動用常識、邏輯、主動調研的意愿去判斷一部作品的“可信度”,成為審慎的影像讀解者,與創作者共同“探索真實”。
“紀錄片的本質是人與人關系的總和?!?/p>
“實拍紀錄片最珍貴的是‘具身性’。你與拍攝對象的關系、拍攝時的狀態、環境的狀態、不完美的細節,全部會進入作品里?!边@種由人與人、與環境共處產生的、可被觀眾感知的情感與溫度,是“AI不具備的‘寄生性’”。孫紅云說。

孫紅云導演作品《在少林》,影片以舒緩的視聽感受,
引導觀眾沉浸體驗少林寺景致、人與人/環境的相處。
因此,AI非但殺不死紀錄片,反而將其價值逼回最本質的核心——人與人的關系、對歷史的敬畏、對真相的主動探尋。
另一個需要追問的問題是:剝離AI制造的謊言與幻象,觀眾對紀實影像本身的質疑到底是什么?觀眾到底在不信什么?焦慮什么?
在孫紅云看來,“紀錄片的真實不是別人遞給你的一個東西,拿起來就能直接得到?!庇^眾的不信,往往源于影片對常識的背離與修辭的陷阱。比如短視頻《回村三天,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》——
拍攝主體“二舅”在鏡頭前的僵硬姿態暴露了與拍攝者之間的陌生關系,小作文式抒情精致的旁白完全取代了拍攝主體的聲音,拼貼的畫面也讓影像顯得無關紀錄,只是構建了一個抽離現場感的流暢敘事。
短視頻 《回村三天,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》
過去,我們一廂情愿地把紀錄片等同于現實的真實?!癆I時代恰恰是重新反思‘紀錄片真實是什么’的最好時機?!睂O紅云說。
“面對一段震撼人心的歷史影像,我們首先要問的不再是它真不真實。而是它是如何被產生的?它的來源是什么?它服務于何種敘事?”這要求每個人不止要用耳朵聽、眼睛看,更要用智力去查驗、思考、判斷。
總體來看,AI不僅威脅不了紀錄片,反而會將其創作變成一個巨大的競爭場。當技術門檻消失、題材不再稀缺,真正比拼不再是“拍什么”,而是格里爾遜所說的“創造性處理”——創作者的視野、思想、美學。
這要求創作者不僅要具備美學素養與基本專業認知,理解紀錄片“真實”的運作機制;更要有批判性思維,洞察非虛構影像作為證據的底層邏輯,以及敘事和修辭原理。
與此同時,在人人皆可記錄的算法時代,受眾也需要理解信息如何被構建,學會甄別海量非虛構影像的真偽,提升非虛構媒介的素養,掌握非虛構媒介敘事策略和修辭原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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